在赵作海案余热未消之际，包括公检法在内的国家五部门联合发文规范“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的相关问题。

针对近年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办理死刑案件的实际办案中存在的证据收集、审查、判断和非法证据排除尚有不尽规范、不尽严格、不尽统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下称“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五部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称，“从总体内容和框架来看，这两个规定是全新的，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创新和突破。”

而刑事诉讼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也在《法制日报》上表示，上述两个规定对刑事证据收集、审查、定案等各个环节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从程序的救济和制裁上完善了法律体系，也完善了我国刑诉法的立法框架。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从粗放走向精细的一项重大举措。

两个规定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证据”。据了解，我国现行的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据的规定只有8条。14年来，这8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原则、笼统、操作性极差的弊端，因此也导致了一些刑讯逼供、以口供为本的办案方式的出现，由此导致一些冤错案件的发生。

一名资深刑辩律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中国有类似“命案必破”的传统，这样一来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隐瞒重大罪案；二是张冠李戴，草草结案。而近期发生的赵作海案，法学界和法律界都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糊涂案，从根本上说就是没有按照规定程序来办案。

而这次两个规定的出台，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其中《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就特别强调了对死刑案件应当实行最为严格的证据要求。正如五部门有关负责人所称，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在认定事实和采信证据上绝对不容许出任何差错，必须把好死刑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适用法律关，使办理的每一起死刑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其中，在制度上的保证就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它就突出了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通常，非法言词证据包括实体违法，如以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程序违法，如侦查人员违反规定单人取证（应该至少是双人取证）。对于程序违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践中一般均应补正、完善。而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第一财经日报 田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