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底，上海澳门路新厂建成投产，规模更加扩大。1936年，中华书局的图书出版达到空前绝后的最高峰，出书种数1118，册数2279。舒新城等主编的《辞海》(上)、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等重要图书均在这一年出版。1937年春，中华书局“扩充资本，一次增足为400万元”，年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全国各地分局四十余处，沪、港两厂职工达三千余人，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印刷设备之新，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编辑所编辑有二百人之众。《辞海》下册也在这一年出版。中华书局达至全盛时期。陆费逵声誉日隆，成为全国出版界的巨擘，当选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

　　13岁进书局雕刻课学习，后做到香港中华书局印刷厂厂长兼技师长的赵俊曾撰文，将中华书局发展印刷业务分为三个阶段：一、印书；二、印刷商业应用品；三、印刷有价证券。并说“一、二两项印件实不足以应付公司之庞大开支，乃力求向印刷有价证券发展，也造就了许多印刷人才。”

　　开明书店创办人章锡琛也曾对中华书局重视印刷业务作下述评价：“‘商务’原是从印刷业扩展到出版业，不但历来出版界占有优势，在印刷界也声望最大。……王云五放弃了印刷业，让‘中华’不费力夺取了他们的地盘，眼看着‘中华’在出版业衰落时期专向印刷方面发展，把公债卷和纸币的印刷包揽到手，获取大量利润。”

　优秀历史建筑变身酒店
　　百年中华书局无“家”可归

中华书局原厂图

　　【CPP114】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夏瑞芳、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舒新城、胡适、巴金、叶圣陶、邹韬奋等文化名人，曾为上海滩平添几多文化霞光，也使这座开埠时间不长而一夜暴发的工商业发达的城市，迅速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中心与新闻出版重镇。

　　1999年3月，上海市人民政府颁给中华书局旧址“优秀历史建筑”铜牌，这意味着它的“使用性质、内部设计使用功能不得擅自改变”(据《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08年，上海中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至青浦印刷基地，旧址被转租给一家“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用于“中华1912创意园”项目商业开发。

　　记者2010年5月中旬造访上海市澳门路477号时，发现此处已变身工地，一片狼藉。铜牌被埋没在脚手架间，身染水泥，污浊不堪。据称，在建项目要打造“办公、商务、公寓三空间”，“为国内外创意产业公司提供专业的市场服务”。



　　2012年，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著名的两大出版机构之一——中华书局将迎来自己的百年华诞，然而，其位于上海市澳门路477号、拥有75年历史的上海总厂，却即将变身为酒店、写字楼与公寓，当彼时也，中华书局将无“家”可归。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的后人、现年85岁的陆费铭琇女士闻悉，大感“惊奇”，表示“绝对不能接受”，称此举是对“近代文化的一种毁灭”。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对此也“表示遗憾”。

　　中华书局上海澳门路总厂1935年建成投产，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随之陆续迁入。总厂对中华书局的中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名义为掩护，总算万幸避过日军炮火。1954年经公私合营改造，中华书局总机构迁京，加挂财经出版社牌号，上海澳门路原址留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辞海编辑所，图书馆、印刷厂等。70年代，上海出版局在两个编辑所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并将两社及图书馆分别安排新址，原址全部留给上海中华印刷厂(1998年改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彩印企业。

　　实际上关于中华书局旧址的保护再利用曾有他议，2009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等12位全国政协委员就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递交提案，建议利用此旧址改建出版博物馆，“中华书局旧址记载着中国出版史上辉煌的昨天，一旦改建成出版博物馆，其所含蕴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具有的建筑规模和类型，都可与出版博物馆丰富的展品水乳交融、相互辉映；而与此同时，中华书局旧址也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这是对优秀历史建筑最好的保护。”不仅上海出版界，上海市人民政府也曾于2009年6月12日就利用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旧址与新闻出版总署共建出版博物馆致函总署。

　　上海某熟知建筑学与近代出版史的人士曾多次实地考察过“中华1912”项目施工情况，该人士表示，中华书局总厂在规划建造之初即作为印刷厂车间而设计，为大开间钢筋混凝土现浇楼盖结构，而公寓、酒店功能所必需的小开间私密空间、独立卫浴，必然要求在楼体内部设置隔断墙、钻通楼板以通上下水，势必会“破坏建筑的格局与结构”。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唐玉恩表示，“在建筑界，我们是希望能依据建筑物原有的设计功能去再利用，这是最合适的保护再利用方式。”上海市文管会某领导的反应是“遗址本身就是文物，利用遗址改建博物馆是国际惯例。”

　　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名誉理事长武文祥表示，应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叫停施工项目，组织出版印刷业界、文史界以及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界的专家一起来论证，有了科学的结论再进行保护性开发。

　　中华书局旧址的遭遇，向新闻出版界提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命题，那就是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应当如何有效保护优秀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

　　在文化单位大规模转企转制的过程当中，对于那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是不是还要继续保留在生产企业当中？这是很值得重视和商榷的问题，因为只要放到企业里，企业就会把它当作经营性资产，按照市场规律去运作，用以保值增值，最后就难免形成文化单位破坏文化遗产的情况。转企之前是不是应该对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进行普查和核定，将之剥离出来纳入公益服务范畴，使它们得到与之价值相匹配的保护和利用，使之更好地服务当前、流传后世，值得有关部门和人士认真思考。 

希望是最后的个案

　　——中华书局上海总厂的前世今生

　　1935年，中华书局位于上海市澳门路477号的新印刷厂竣工(时谓上海总厂)，徐悲鸿特画巨幅奔马，题曰“日进无疆”，以贺新厦建成。是年底，中华书局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陆续迁入，开始向解放前中华书局发展史上的最高峰迈进。实际上，新的中华印刷厂原拟设在杨树浦，并早已在平凉路购进土地数十亩，19

　　32年的“一·二八”轰炸，商务印书馆惨遭厄运，中华书局创始人、总经理陆费逵深以为惕，他预料中日不久必有战事再起，而平凉路地处租界东区，绝非安全之地，故改新址于澳门路。后印刷厂果万幸避过日军炮火，七十余年来虽饱经沧桑却始终生生不息，为亿万国人印制了大量杂志、教科书、典籍、图册等。

　　也是在1935年年底，中华书局总办事处通告各地分局，用“新厂建成纪念”名义，在全国廉价售书两个月。笃信风水的陆费逵特意指示，切勿用新厂“落成”字样，盖其以“落”字不吉利而讳言之。陆费逵生命中超过半数时间是与中华书局联系在一起的，这位穷毕生心力关切书局畏其不寿的近代著名出版家和教育家不会料到，75年后，他亲为勘址一手缔造的上海总厂，也是中华书局中兴的重要基地，竟会以一种自己断然想不到的方式“落幕”———2010年5月底，这里已变身为“中华1912创意园”，将“立足为(上海市)普陀区现代商业提供有形载体”，打造“办公、商务、公寓三空间”，“为国内外创意产业公司提供专业的市场服务”。

　　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由陆费逵、戴克敦、陈寅筹备的新书局，也选择这一天，在上海宣告成立，名为“中华书局”。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民国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以其内容合乎共和国体制，“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陆费逵：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几乎独占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中华书局大事纪要》，钱炳寰，中华书局)。

　　借此东风，中华书局迅速扩张，不仅在教科书市场继续攻城略地，并凭着对时局的把握，开始大量出版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书籍与杂志。至1916年，中华书局已在全国拥有分支局40处，职工2000多人，一跃而成为能与商务印书馆相较量的中国近代第二大民间出版企业。

　　王建辉曾在《商务与中华：中国近代出版的冠军与亚军》一文中如此比较两家之竞争： “在经营格局上，虽然编、印、发体系大体相同，但中华在印刷方面后来居上，其机器设备更为先进，承接了大部分的彩印业务。中华还在报上刊出过广告，题曰《中华书局之印刷何以最精美》。王云五的商务在30年代放弃了印刷后，中华的印刷更是取得了优势。这也导致了两家在后期经营格局上的不同面目。”

　　印刷业务成为中华书局尤为看重者。

　　二

　　1919年到1921年，在度过1917年的“民六危机”之后，中华书局经过扩充设备，营业重获发展。其后印刷业务对中华书局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简明中华印刷通史》(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载，陆费逵一向重视印刷，曾多次赴日考察出版及印刷事业，并由此受启发，很早就开始关注有价证券的印刷业务。1927年，中华书局承担了为国民政府印刷债券的业务，使营业额增至四百万元；1932年，技术先进、设备完善，当时号称远东第一的九江印刷厂建成投产，并购入印钞设备，大规模承揽为政府印刷有价证券的业务，使营业额骤增至一千万元；1933年中华书局又在香港建立了大型铅印厂。“大量小额钞券和有价证券的印制，给中华书局带来的是高额利润，为中华书局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业务受严重影响，上海总厂和编辑所停工，陆费逵将大部职工遣散，将总局迁往昆明。据陆费逵小女儿陆费铭琇回忆，是年11月，陆费逵从友人处听说伪维持会将公布的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非常愤慨，决定必须在名单公布之前离开上海。11月5日傍晚，陆费逵携家小避居香港，在香港设立中华书局办事处，积极赶印书籍，供应抗战后方。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因心脏病猝逝于香港。

　　抗战期间，上海中华书局以美商永宁公司名义为掩护，维持营业。

　　1954年经公私合营改造，中华书局总机构迁京，加挂财经出版社牌号，上海澳门路原址留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辞海编辑所，图书馆、印刷厂等。70年代，上海出版局在两个编辑所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并将两社及图书馆分别安排新址，原址全部留给上海中华印刷厂(1998年改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现代化的彩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