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的讨论，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我们如何对待企业中的普通员工的问题，这恰恰是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至为关键的问题。处理好了，企业便可以顺利过渡，反之反是。不妨让我们来看一个血的个案。2010年7月16日，首钢将出资25亿元持有通钢77.59％股份，标志着首钢重组通钢尘埃落定。而关心这一事件的人们知道，这一重组事件背后有着血的代价，原通化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即“通钢”)总经理陈国君因此遇害身亡。通钢重组有过另一个回合，民营企业建龙集团原是重组方，2006年，建龙与通钢合作后，却突然“离座”。据《瞭望东方周刊》的《吉林通钢事件始末：砖头钢块齐飞 警察冲不进去》报道：“09年3月末，通钢集团宣布与建龙集团实行股权分立”、“通钢与建龙股权分立后，通钢负债高达80%。”而2008年冬天，通钢普通工人以每月300元的生活费生存，嗷嗷待哺的包括约12000名一线职工、近3万人的职工队伍。坊间流传，陈国君曾放言，建龙入主后，通钢原职工一个不留！于是，不明真相的通钢职工，将愤怒渲泄到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身上，酿成惨剧的发生。

这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产生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矛盾。笔者愈发感觉到，当前，我国正处于企业各种矛盾的爆发时期。现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庆典刚过，这不能不说是带有些隐喻意义的。尤其是作为传统工业，在中国印刷业的约10万家印刷企业中，有不少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书刊印刷企业）；而国内的200多家印机制造企业，亦有不少是国有班底。在“丛林法则”的竞争中，竞争不过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印刷业企业，或严重亏损或无力抗争市场大潮的印刷业企业，等着投怀送抱，被兼并、收购的国有印刷企业或国有印机制造企业恐怕大有企业在。这些企业，或有引进技术，或有引进资金，或等着救世主来拯救等等目的。总之不一而论。笔者约在2-3年前，便曾经报道过某国内黑马级的北方印机制造商欲与一家国际印机制造商合作，实为被其收购，当然这只是双方未最终签下协议的意见，稿件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笔者不探讨通钢事件的具体原因，但想说明的一点是，那些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罔顾员工利益，疯狂贱卖，并且引致大量员工下岗的个案，已经引发成为中国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而国企卖给外资企业或私企，也引发了学者的担忧和反击，包括学者左大培等。一些国有企业在社会上，成了一个负面的代名词，于是，全面转制，民营化、私营化，或卖给外企，似乎这才有出路。我们必须警惕这一现象的出现。根据作家陈平获得茅盾文学奖小说《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便深刻地反映了一部分人，打着改制的旗号，贱卖国有资产；打着改革的旗号，瓜分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瞒天过海。对于印刷业的国有印刷企业和国有印机制造企业而言，如果仍然有可能改制，希望警惕这一现象的出现，到头来，受苦的将是下岗的员工。
 

       新自由主义与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是相连的。没有人不知道“山姆大叔”的办事风格，他们试图以好莱坞大片在内的文化入侵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已经频频得逞，同步进行的还包括经济上的瓜分和蚕食、掠夺。我们仍然要记住毛主席的一句话：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我们看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已经奋起反击，经济学家左大培在《混乱的经济学》《不许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刻、系统的反思和清算。

        此外，这背后，有着令人担忧的背景，即新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思潮，并且渗透到中国的各个精英层面。新自由主义的特征包括：“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追求低通胀率而非低失业率”、“ 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新自由主义背后代表的，实际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他们在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疯狂剥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我们想想，包括三大印机制造商在内的国际印机制造商集群式地进入中国，包括他们开设工厂，但请关注一下吧，他们会否把核心技术带来中国，“与中国人共享”，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仔细观察和思考一下吧。还是，他们把中国市场当作他们全球印刷市场的救命稻草，用在中国印刷市场赚得的银子弥补他们在其它国家印刷市场的损失。